“就其山而凿之曰摩崖”。摩崖石刻是石刻中一个独特的类型，摩崖石刻作品均为唯一的、不可替代的、不可移动的文物遗存。

　　湖南摩崖石刻沿潇湘等水路通道分布，石刻文物与沿江分布的丹霞地貌的水石环境融为一体。湖南浯溪为湘江支流，在永州城北一百余里，祁阳县南五里，自双井发源，经漫郎宅，过渡香桥，汇入湘江。浯溪碑林摩崖石刻《大唐中兴颂》《大宋中兴颂》和《大明中兴颂》，构成了中华中兴颂的宏大主题，突出反映了中国人对于国家统一、繁荣富强的美好期盼。

　　《大唐中兴颂》拓片 资料图片

　　前代圣贤的手泽真迹，苍崖丹壁，点画犹然，于此便与古人亲接，衣冠音容，如在目前，光风霁月，通透和畅，千古圣法，会然于心。

　　湖南摩崖石刻:内涵丰富，源远流长

　　王士祯《浯溪考·自序》云：“楚山水之胜首潇湘，潇湘之胜首浯溪。”徐霞客《楚游日记》写道：“余念浯溪之胜，不可不一登……沿江市而南，五里，渡江而东，已在浯溪下矣……浯溪由东而西入于湘，其流甚细。溪北三崖骈峙，西临湘江，而中崖最高，颜鲁公所书《中兴颂》高镌崖壁……崖前有亭，下临湘水，崖巅石巉簇，如芙蓉丛萼。”

　　元结频繁称道“潇湘水石”，此“水”指的是江南河川的活水，此“石”指的是整个山体，或者现出高崖，或者现出溶洞，而非人工切割的碑版。摩崖往往坐落于城市的郊外，人迹罕至之处，而非城市的中心。“不有君子，则斯岩之兴犹有待。”一方面摩崖常常孤寂着，静待百世之后的知音，另一方面摩崖因为不可移动，而多少避免了人为破坏。

　　湖南摩崖石刻就其文本内容而言，在文学方面，可以称之为“石刻上的文学史”，或者径称为“摩崖文学”。在书法方面，因为载体与环境的不同，书家的多样化和作品的总量巨大，亦足以形成单独的一类，可以称之为“摩崖书法”。摩崖内涵丰富，除了文学和书法的内容以外，同时又与史学、文博考古学、哲学、图书馆文献学、文字学、民俗学相关，是名副其实的交叉领域。

　　湖南摩崖石刻具有强烈的人文内涵。摩崖原本是冰冷的死体，一经品题就有了温度。“真乐不在岩，只在吾渊衷。人苟能寻之，旨趣固无穷。”摩崖是从水石到人文的创造性转化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。先圣后圣，乡贤寓贤，湖南摩崖石刻勾勒出一幅圣贤之旅长卷。元结《欸乃曲》、柳宗元《渔翁歌》、宋迪《潇湘八景图》、米芾《题潇湘八景诗》，映照出一片潇湘意象，是潇湘美景的生动体现。纵横交错的摩崖石刻景群，是古代的旅游观光地图，同时就是现代的“跟帖”“打卡”胜地。

　　湖南碑刻具有清晰的历史内涵。唐虞之道、盛唐气象、理学渊源、明清吏治，乃至民族文化融合、中外文化交流，一步步标记着文明的进程，一篇篇表达着人文教化的灿烂。

　　湖南摩崖石刻具有突出的地理、地质内涵。大量摩崖沿潇湘水路分布，成点成线成片，摩崖、扪石、剜苔、剔藓，成为湖南碑刻的习语。喀斯特地貌的石林、天坑和溶洞，丹霞地貌造就的含铁质石灰岩的色彩，衬托出“潇湘水石”。杜绾为此而著《云林石谱》，徐霞客为此而有《楚游日记》。

　　湖南碑刻具有独特的书法内涵。摩崖犹如湖南的巨幅书法走廊。岳麓山有岳麓书院、麓山寺，麓山寺碑、忠孝廉节碑等，琳琅满目。衡山道教、佛教并兴，宫观数百，碑刻遍布。浯溪在永州北百余里，祁阳县南五里，山溪诸水汇流于此，流入湘江。《大唐中兴颂》一篇，自唐人皇甫湜，宋人黄庭坚、范成大、洪迈、岳珂、米芾、李清照以下，各有品题。大多沿江分布的湖南摩崖石刻，水清石白，风景秀丽，书法艺术得江山之助而闪烁古今。

　　中兴颂：雄文健笔，焕耀今古

　　位于浯溪碑林的唐代元结撰文、颜真卿书丹的大幅石刻《大唐中兴颂》，灿烂金石，清夺湘流，世称“摩崖碑”，又因其年代之远、碑面之大、字数之多，被誉为“摩崖三绝”，成为“浯溪八景”之一。

　　《大唐中兴颂》石刻高300厘米，宽320厘米，字径约15厘米。正书，左行。正文中敬语挪抬。共计21行，每行满格20字。形制巨大，世称之曰“摩崖碑”。

　　唐至德二年（757年），唐军收复两京，唐玄宗回到长安，移居太极宫。上元二年（761年），先后担任山南东道节度使参谋和荆南节度判官、整兵拒贼的元结，写下《大唐中兴颂》，盛赞玄宗、肃宗两朝“复两京”“还京师”，“宗庙再安，二圣重欢”，将之与前代帝王盛德大业相提并论。朱熹《跋程沙随帖》云：“唐肃宗中兴之业，上比汉东京固有愧，而下方晋元帝则有余矣。”大历二年（767年），元结任道州刺史，奉母居于湖南祁阳，购溪筑室。到了大历六年（771年），元结改写了《大唐中兴颂》原文，此时他任容州都督，仍家浯溪，号其居曰“漫郎宅”。此年闰三月，颜真卿罢任抚州刺史，夏六月到达浯溪。元结请颜真卿书写《大唐中兴颂》，大字深刻，镌石于湖南永州境内湘江崖岸的浯溪，一篇大字摩崖碑诞生了。

　　宋洪迈《容斋随笔》云：“次山《中兴颂》，与日月争光。”元辛文房《唐才子传》云：“《大唐中兴颂》一文，灿烂金石，清夺湘流。”近人柯昌泗《语石异同评》云：“湖湘间唐碑，宋人著录本不为少，惜皆湮逸。巨擘推麓山寺碑，宋代即已重剜……余则元次山诸刻。海内求次山之迹者，必于永道间，亦湘中石刻之特异者也。”元王荣忠《重修笑岘亭记》：“次山爱君忧国，不以进退生死累其心，乃撰立《大唐中兴颂》，鲁国公颜真卿为之书，雄文健笔，焕耀今古。发明君臣父子之义，千载不磨。”

　　《大唐中兴颂》之所以千古流芳，也与书写者的爱国情怀有关。安史之乱后，河朔尽陷，颜真卿与从父兄颜杲卿起兵抗敌，河北十七郡同日归顺，横绝燕赵。其后颜杲卿被擒，骂不虚口，一门死于刀锯者三十余人。史称“真卿大节，炳著史册”。欧阳修《集古录》云：“《大唐中兴颂》，元结撰，颜真卿书。书字尤奇伟，而文辞古雅，世多模以黄绢，为图障。碑在永州，磨崖石而刻之。”明王世贞《弇州四部稿》云：“摩崖碑《中兴颂》，元结撰，颜真卿书，字画方正平稳，不露筋骨，当为鲁公法书第一。”明萧泰登《题浯溪诗》：“灵武归来大难纾，忠臣孝子义何如。浯溪石刻人争重，只为平原太守书。”

　　《大宋中兴颂》宽710厘米，高452厘米，共计49行，满行26字。洋洋千言，形制巨大，文字俊美。宋朝皇室率多精于书法，颂文亦非虚美。

　　北宋传九帝，国祚167年，国家结束了唐末五代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，五星聚奎，文运大兴。南宋亦传九帝，国祚152年，南方经济得到长足发展，国家走向了历代文治的顶峰。乾道二年（1166年），时任永州通判的皇宋宗室赵不忧写下《皇宋中兴圣德颂》，即《大宋中兴颂》，盛赞高宗、孝宗两朝“揖逊之风，孝治之美，自唐虞以来未有盛于今日”。赵不忧，字仁仲，绍兴二十七年（1157年）进士，历官金华县丞、永州通判、开州知州、夔州路转运判官。其父赵士圃被金人所俘，随宋徽宗北迁五国。金朝完颜烈来宋朝，赵不忧为使馆副伴，与金使相见，对揖抗礼。赵不忧平生敬重朱熹、张栻。曾上书请启用朱熹，并为张栻请谥；与叶适交友，叶适为赵不忧撰写了《行状》，有云：“平生所敬重者朱熹、张栻，尝请赐张公谥，且乞用朱公，云‘某与公相见晚……’所著《论语解》一编，他文未次第。永州时为《宋中兴圣德颂》，刻诸崖石，楚、蜀间传之。”《宋史》记载他：“性笃孝，生戒严岁，遭父北迁，每思慕涕泣。长力学，母曹氏止之，答曰：‘君父仇未报，非敢志富贵也。’……居官所至有声，立朝好言天下事……所敬者朱熹、张栻，栻死为请谥，又请用熹。其好尚如此。”

　　乾道七年（1171年）刻石于夔州，嘉定二年（1210年）再刻于浯溪，位于《大唐中兴颂》之侧。钟兴嗣诗“盍观我宋朝，崖上中兴碑”，曾焕诗“元颂颜书山谷诗，还镌我宋中兴碑”，李祐孙诗“浯溪崖石与天齐，两刻中兴大业碑”，皆咏此颂。书写者赵公硕，浚仪人，绍兴二十一年（1151年）进士，历官余杭知县、四川总领、福建路转运副使、建州知州、宁国府知府、巴州知州、浙东提刑，为赵宋宗室，与魏了翁交友，学者评价《皇宋中兴圣德颂》“不在鲁公《中兴颂》下”。

　　《皇宋中兴圣德颂》原文作于永州，后翻刻于浯溪，有款跋。初刻在夔州府奉节县，县有瞿塘峡，峡口称为夔门。夔门两侧为高山，其南名为白盐山，白盐山至夔门间的陡峭岩壁，古称粉壁堂。吴式芬《金石汇目分编》：《皇宋中兴圣德颂》在“峡门石壁上，字大如斗，端楷庄重，远望可读。惟壁陡逼江，水急风高，不便模拓”。2002年，初刻因修建三峡水库，切割搬迁到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。

　　《大明中兴颂》宽300厘米，高240厘米。明万历三年（1575年），丁懋儒在永州知府任上，修建朝阳岩零虚山，刊刻《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》，同时撰文、书写了此碑。丁懋儒，字聘卿，号观峰，别号三观主人，山东聊城人，万历二年（1574年）任永州知府。明武宗荒淫无度，朝政败坏，外有异族进犯，内有宦官擅政，“悍夫竖孽，中外汹汹”，危机重重。继之而起的三朝君主，世宗嘉靖帝、穆宗隆庆帝、神宗万历帝，用张居正改革，严惩贪官污吏，裁汰冗员；用戚继光总督蓟、昌、保三镇练兵，镇守长城；又有王阳明总督两广，创办阳明书院，倡导“知行合一”“致良知”，出现了嘉靖中兴、隆庆新政、万历中兴的新迹象。丁懋儒率永州官属共同镌刻《大明中兴颂》于浯溪崖壁，盛赞世宗、穆宗、神宗三朝以来唯精唯一、右文守成、威加漠北、海内以宁的中兴景象。

　　“经乱年年厌别离，歌声喜似太平时。词臣更有中兴颂，磨取莲峰便作碑。”（司空图诗）大唐中兴，大宋中兴，大明中兴，三朝中兴颂蝉联刻写在永州浯溪高崖之上，悠久高明，吉祥止止。浯溪摩崖石刻寄托了一代代中国人对于国家富强、民族昌盛的期盼，同时也构成了湖南碑刻中最为宏大的人文主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