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近文津出版社推出的《笺墨记缘》一书，记录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与上百件近现代文化名人书札、书法、手稿和照片的缘分。每每翻看那些泛黄的文稿和当初被揉搓成团的书札，总有一种感觉，时光似在倒流，场景似在回放。有朋友开玩笑说：“你30多年的集藏，从一个侧面来说，算是对中国近现代文学领域的一种抢救。”虽然自知朋友的话言重了，但若能达到这样的效果，我则相当欣慰。

《笺墨记缘》

方继孝 著

文津出版社

　　北京的集邮爱好者都知道，20世纪80年代月坛公园里有一个集邮市场。周末或节假日，自然也少不了我的光顾，因为当时我对名人亲笔签名的首日封、纪念封感兴趣。一次，我去月坛，一个和我熟悉的摊主拿出一袋子旧信封，劝我买下，理由是既然你搞名人签封，我这袋子里装的可都是名人亲笔书写的信封，而且经过实寄，不是更有意义吗。我一想，确实，还省得追前跑后地请名人签字了，而且有的人已经故去了。于是上手翻了起来，大概有一两百个，信封上有的签了名，有的只写一个姓，还有的里边有信。我从一个写有“谢”字的信封里抽出一封信，发现原来是冰心先生自己填写的履历表。后来了解到，这是一批由作家亲笔填写的个人履历和创作经历的登记表，不仅有冰心、巴金、臧克家、艾青、丁玲等20世纪80年代初仍健在的文学界泰斗级人物，还有《上海的早晨》的作者周而复、《苦菜花》的作者冯德英、《铁道游击队》的作者刘知侠、《红旗谱》的作者梁斌、《林海雪原》的作者曲波。除了他们认真仔细填写的登记表，有的信封里还装有复信。按当时的市场情况，集邮市场卖这些旧信封里的登记表、信件，识货的人甚少，并不好卖。因为当时到月坛邮市的人，多半是冲着邮品来的，没有人对那些旧信感兴趣。即使有人要，那些有些名气的人写的旧书信价格也非常低廉。翻看完那一袋子旧书信，最终我以600多块钱的价格买回了家。稍加整理后，发现许多手迹都是我非常崇拜的作家亲笔写的。为此，我激动了好些日子。

巴金《新声集》序言手稿

茅盾《鼓吹续集》后记手稿

　　周越然先生的《书的回忆》中有一段话，说：“做官有幸运，就是连升；经商有幸运，就是赚钱；购古书者，也有幸运，就是（一）我要什么书，马上买到什么书，并且价钱不大。（二）或者在冷摊上偶然拾得一种毫不相干的破书，归来审察，发现某名士的印记，某名士的批校。（三）又或者书贾拿了奇僻的古本来售，索价不高，故留之。后来细作考查，知是海内外孤本。”周先生谈到的三个方面幸运，我都经历过。

　　2003年年末，我偶得陈寅恪先生手迹，那简直就是想要什么就有人送上门来。那年岁末的一个下午，快到下班的时间，一个经营旧书的朋友打来电话，说带着一包手稿，已经到我办公的楼下等候，请我下楼看一下是否感兴趣。如果我喜欢，就卖给我，因为他准备回老家过春节了。我马上下楼，钻进他的小车里，打开包书稿的旧报纸一看，原来是几年前与我擦肩而过的冯承钧先生所译《蒙古与教廷》手稿。《蒙古与教廷》为冯承钧先生20世纪30年代所译，撰者是法国的伯希和。由于各种原因，直到1990年才出版。冯承钧先生生于1887年，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，通英、法、梵及蒙古和比利时文，曾任北京大学等学校的教授，对历史地理学有深入研究，尤长于中西交通史和元史，著译甚丰，《蒙古与教廷》亦是他的重要译著。那天除了冯先生所译《蒙古与教廷》手稿，这个朋友还把随稿带来的几封书信、残稿等送给了我。当晚，我整理那些书信和残稿时，一页发旧并有水渍的文稿引起了我的注意，字迹很像陈寅恪先生的手迹。我小心翼翼地拿起这张陈旧泛黄的稿纸，轻轻地把它放在写字台上，并谨小慎微地用镇纸压住，然后一字一字地往下读。靠近纸边的几个字经过辨识，令我心跳不止：“寅恪谨注。六月七日。”果然不出所料，这页文稿确为陈寅恪先生亲笔所书。先生写下的那段文字，是在伯希和的文章《六朝同唐代的几个艺术家》中，收入冯承钧译《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八编》，该文注五十七，写有“此文不言王玄策的实在官名，而名之曰道王友，颇奇”云云。那时陈寅恪先生是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的委员。由此推断，这页文稿是陈寅恪先生在审读《六朝同唐代的几个艺术家》时记下的。

　　在得到陈寅恪先生的手迹之前，我已收藏了他的祖父陈宝箴、父亲陈三立和其兄陈衡恪的手迹。陈氏一门三代的手迹，是我集藏中国近现代文化名人手迹的重中之重。

　　随着名人手迹集藏的日益丰富，我开始有了一个把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自创立至民国的历任校长、知名教授的手迹集全的宏伟计划。经过30多年的努力，还真收集了不少，但究竟与预期的目标有多大距离，心里没底。于是，我利用春节长假对家中所存名家手迹做了一次整理、归类。经查，北京大学的历任校长手迹基本上都有了，知名教授的手迹也算齐全。清华大学初创至民国，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著名校长和知名教授的手迹，也基本上都搜集到了，这要归功于陈梦家先生。现在家存的清华大学著名教授书札，大多来自陈梦家夫妇旧存。

　　近几年文人“笺墨”越来越受藏家的青睐，但凡有些名气的文人“笺墨”动辄几千上万。名气大者的手迹，在拍卖场上的价格已经高达几十万甚至上百万。而以寥寥几百元搬回家一袋子文化巨匠的书札、文稿，早已成天方夜谭。30多年集藏生涯中所经历的故事，至今历历在目。每每心情好的时候，我总会把自己喜欢的“笺墨”翻出来看看，但往往因睹物思人兴味顿失，一种物是人非之感油然而生，不禁想到“物是主人，人是客”的古训。

　　《光明日报》（ 2020年06月17日 16版）

作者：方继孝（鲁迅博物馆荣誉馆员、北京作家协会会员）